商鞅徙木立信论

毛泽东 1912年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这篇约五百字的短文，是毛泽东18岁时的课堂习作。文章从商鞅徙木立信这一历史事件切入，核心论点有三层：

其一，法令的本质是“代谋幸福之具”。 法律政令之所以应当被民众信任，不在于强制力，而在于它能否为民众带来实际利益。好的法令，民众自然拥护；坏的法令，民众自然抵制。这是一种非常朴素却深刻的政治逻辑——把政府信用的根基建立在“为民谋利”之上，而非“以力服人”之上。

其二，商鞅之法是“良法”。 毛泽东列举商鞅变法的内容——惩奸宄、保权利、务耕织、尚军功、孥贫怠，认为这是“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借商鞅变法表达了自己对变革的期待：国家要强大，必须敢于打破旧制，推行真正利国福民的新政。

其三，叹息“民智之不开”。 这是文章最锋芒毕露之处。18岁的毛泽东认为，商鞅之法既然是好法，秦民却还需要“徙木立信”才肯相信，这本身暴露了数千年专制统治下民众对政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把批评的矛头，从“民愚”进一步指向了造成这种愚昧的制度环境。

杨昌济正是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了毛泽东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不是辞藻，不是典故，而是那种从具体历史事件中直逼根本问题的思维穿透力，以及字里行间“压不住的勃勃生气”。柳潜的评语则说得更直接：“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顺带说一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有一句颇有意思的感慨——他说商鞅徙木立信这件事，如果让东西方各文明国家的人听说了，恐怕要捧腹大笑。这种从世界眼光审视中国问题的视角，在他后来的文章和实践中反复出现。1912年的这篇小文，已经隐约可以看见后来那个“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青年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