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志] 第106节 韩非孤愤说难

        韩非孤愤说难
        
        秦王赢政在本国“大清洗运动”结束后，任用“尉缭”和“李斯”等人，积极推行“统一六国”战略。公元前236年，赵、燕两国在秦国说客和间谍的挑拔之下大打出手，秦国打起“援燕抗赵”旗号，从西面、西北面、南面三路攻赵。西路军一举拿下山西晋中，西北路军攻占了河北保定、张家口、沧州等地，南路军从河南南阳出发，挺进到了河北邯郸临漳，兵锋直指赵都“邯郸”。赵国被秦军四面围住，限制在河北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四市的狭小地域中动弹不得。公元前234年，秦大将“桓齮(Yi1)”在河北邯郸磁县斩杀赵军十万，同一年，秦国把山西朔州一带以及相邻的内蒙古地区这些原赵国领土设置为秦国的“雁门郡”和“云中郡”。公元前233年，“桓齮(Yi1)”率军东出“上党”，越太行山自北路深入赵国后方，在河北石家庄藁(Gao3)城与赵国名将“李牧”对阵。“李牧”采用“后发制人”的策略，大破秦军十万，因功被“赵王迁”封为“武安君”。同一年，韩王向秦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并派“韩非”聘秦，去秦国处理外交事务。
        
        “韩非”出使秦国时47岁，在此之前，他已经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文章，这些文章都已经传播到秦国，“赢政”也都读过。“赢政”非常认可韩非的才华，于是犹豫着是否留用他。这时，“韩非”的同门师兄弟，备受 “赢政”宠信的“李斯”跳了出来，对“赢政”说，『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李斯”的话虽然诛心，却是极有道理，于是“赢政”立即把“韩非”关入牢房。“李斯”也趁热打铁，使出手段让“韩非”很快死在牢里，等到“赢政”后悔时，“韩非”已经死去多时了。
        
        “韩非”与“李斯”都师从“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他比“李斯”小4岁，却比“李斯”更具才华。他所著的《韩非子》一书，共二十卷，分为五十五篇，共计十多万字。在体裁上，有论说体、辩难体、问答体、经传体、故事体、解注体、上书体等七种，其中“辩难体”与“经传体”是他的首创。在内容上，涉及对“法”、“术”、“势”、“君道”等话题的讨论，条理清楚，用意深刻。在五十五篇文章中，《孤愤》、《说难》、《显学》、《五蠹》、《奸劫弑臣》这五篇最能代表他的思想。
        
        在《孤愤》篇中，“韩非”指出，『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当涂之人擅事要，而外内为之用。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他认为，“外行指导内行，笨蛋指挥精英，邪恶凌驾美德”，都会使“贤智之士羞”，从而导致“国家危削”。
        
        在《说难》篇中，“韩非”指出，『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言辞要想打动人，必须对合适的人说合适的话，顺着对方的性情说对方能够接受的话，这样才不会浪费感情。又指出，『事以密成，语以泄败。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人主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言辞的保密工作、包装工作、情报工作都要一丝不苟完成，千万马虎不得。
        
        在《显学》篇中，“韩非”指出，『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对“商业”、“服务业”、“儒墨学派”的从业人员表示了自己的鄙视，又指出『严家无悍虏，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表示相比使用“仁德”，自己更赞成使用“威势”治民。他还对秦国实施多年的“商君之法”推崇备至，并严厉批评了民众的浅薄无知，『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在“韩非”看来，把一切交给国家，自己安心当好农奴和士兵，那就是最大的幸福。生活在幸福之中，不但不感激涕零，还要指责君主“严酷贪暴”，那就是忘恩负义，愚昧无知。
        
        在《五蠹》中，“韩非”指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点明是“土地人口危机”这个经济困境导致了春秋战国的天下纷争。又指出，『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此五者，邦之蠹也』，“学者”、“说客”、“游侠”、“食客”、“商人”这五类人，既不耕田也不参军，游手好闲，是国家的蠹虫。
        
        在《奸劫弑臣》篇中，“韩非”指出，作为君主应该用自己的威严统御下属，『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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