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思想学术方式的科学本质

论孔子的思想学术方式的科学本质
作者：杨润根

　　[一]
　　思想学术方式指的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手段和方法，因此探讨孔子的思想学术方式就是探讨孔子的获得知识的手段和方法。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学术方式：一种是古代和现代的思想学术方式，这是一种科学的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思想学术方式，它依靠经验、逻辑推理和对于一切知识的最高的统一的追求，并在不断地检验、反思、批判现存的一切知识的同时不断地确定、创立、建构一切知识；一种是中世纪的思想学术方式，这是一种反科学的完全不具有生产性和创造力的思想学术方式，它完全依靠官方确立的权威观点进行思考，因此它的全部活动只是对于官方确立的权威观点的不断重复。
　　孔子的思想学术方式是属于这两种思想学术方式之中的哪一种呢？现在让我来深入地探讨这个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的问题。

　　[二]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孔子把“学”和“习”相提并论，也就是说，孔子把获得知识的过程视为一个与经验对象打交道并获得对于对象世界的直接经验的过程。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孔子把“温故”和“知新”相提并论，也就是说，孔子把获得知识的过程视为一个从已知的旧的知识之中获得未知的新的知识的过程，这也就是从已知的知识之中逻辑①地推论出未知的新的知识的过程。这种获得知识的方法也就是举一反三、以一知十的逻辑推论方法。不难理解，这种获得知识的方法赋予了人们跨越从已知到未知的无限鸿沟的能力。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意思是说，他的整个理论学说是以一个基本的概念将一切知识贯穿在一起并从而使一切知识获得了逻辑上的协调一致的。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理解，孔子也是把获得知识的过程视为一个充分协调一切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使它们成为一个和谐一致的整体的过程。
　　不难理解，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作这样概括：孔子首先把获得知识的过程视为一个与经验对象打交道的过程，对于孔子来说，获得知识首先就是获得经验；其次孔子把获得知识的过程视为一个通过已知的旧的知识获得未知的新的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举一反三、以一知十的逻辑推理过程；最后，孔子把获得知识的过程视为一个追求全部知识之间的最高的逻辑统一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在深入分析和系统反思一切已有的知识的基础之上建构人类关于宇宙万物的统一理论的过程。
　　不难理解，如果我们可以把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正确地概括为经验的获得、逻辑的推导和统一的整体性理论的寻求，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孔子的思想学术方式正确地称为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同样，如果我们可以把科学的知识正确地概括为经验性、逻辑性和统一的整体性，那么孔子所追求的知识也就是科学的知识。

　　[三]
　　我认为，正因为孔子的思想学术方式就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所以孔子认为，在人们的学术探讨和交流的活动之中，为了确保这种探讨与交流的有效性，人们做到如下四点是绝对必要的：放弃一切没有事实根据的主观臆想，放弃一切自以为是的主观武断，放弃一切固步自封的主观成见，放弃一切唯我独尊的主观态度（《论语》：“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我认为，正因为孔子的思想学术方式就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所以
孔子的学生认为，只有当人们不把喜怒哀乐的主观情感带进自己的认识活动之中的时候，人们才能作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准确判断（《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我认为，正因为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人的思想学术方式就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所以中国古人赋予了“学”以经验的意义（学习）、逻辑推理的意义（学理）和建构系统性的理论体系的意义（学说），而完全没有汉代以来的人们所理解的被动接受、死记硬背、读死书、死读书的意义。可以说，正是在这种经验性、逻辑性和系统性意义上，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
　　我认为，正因为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人的思想学术方式就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所以我们曾经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爱智和崇智的传统：我们的古代圣哲曾经认为，那种具有普遍无限性的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清楚透彻地认识人类所具有的那种能够清楚透彻地认识一切事物的智慧的美德（《大学》：“大学②之道，在明明德。”），并且孔子把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不是归咎为一般意义上的美德的差异，而是归咎为特殊意义上的美德的差异，即知识的差异（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可见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希腊古代的爱智传统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四]
　　我认为，正因为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人的思想学术方式就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所以中国古人都非常重视通过事物的现象探索事物的本质，通过事物的结果认识事物的原因，并认为这就是人们不断地接近事物的全部真相的可靠方法（《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我认为，正因为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人的思想学术方式就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所以中国古人都非常重视逻辑推理。孔子说：“我真的具有像人们所认定的那么多的现成的知识吗?事实上，我和许许多多的普通的人们一样没有多少现成的知识。假如有那怕是一个最最普通、最最卑贱、最最见少闻稀的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也一定会感到心里空空如也，以致于对他所提出的问题茫然不知所措。只有当我听他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讲完之后，我才能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判断并肯定地回答他的问题。因此，我说我并没有多少现成的知识，相反我更多地具有的只是一种根据事物的前因后果来了解事物并对它们作出判断的逻辑知解力和逻辑推断力而已，我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只是我具有通过探索一些普通事物的前因后果而达到穷尽一切事物存在的最终原因的逻辑推理能力（《论语》：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③焉。）。”正因为如此，孟子说：“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想正确地谈论人类的理性与生命相统一的本质，那么人们只要以自己对于宇宙万物的本原的认识为依据就可以了。宇宙万物的本原把有利于宇宙万物作为自己的本质，正因为如此，宇宙万物才会从它们的本原中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然而那些为人们所厌恶的智者们，却利用他们那种支解一切的荒诞理性将宇宙那利于万物的善的本质掏空了。如果智者们能够像禹对于那因为堵塞不通而泛滥成灾的水流所做的疏导工作那样疏导自己那因为逻辑上的堵塞不通而泛滥成灾的理性，那么他们的理性思维活动就不会产生出有害于理性本身的结果了。禹对于大陆之上的各条重要水流所做的疏导的工作，其目的就是要使它们无害地不惹是生非地流动，如果智者们也能够对自己的理性做一些逻辑上的疏导的工作，以使自己的理性无害地不惹是生非地活动，那么人类的理生也就会变得完美而伟大了。天空是崇高的，星辰是遥远的，如果人类能够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追寻它们产生、存在和活动的本原，那么纵使是它们在整整一千年之后的某一天的存在与运行状态，我们也可以坐着推算出来（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古人不仅把逻辑推理视为达到普遍的系统性的知识的根本方法，而且把逻辑推理视为达到普遍的系统性的美德的根本方法。曾子说：对于一国真正具有智慧的人民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认真思考和努力追寻自己的每一个行为的最终结果和长远影响，那么他们就一定会使自己的立身为人回到道德的坚实基础上来（《论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五]
　　我认为，正因为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人的思想学术方式就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所以中国古人非常强调知识的统一性和理论的整体性。在中国古人看来，追求关于一切事物的知识就是把一切事物放在一个统一的思维或理论框架之中进行思考，并从而确定每一个具体的事物在与其他一切事物的相互联系之中的具体的位置（《大学》：“致知在格物。”）。
　　我认为，正因为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人的思想学术方式就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所以中国古人都非常强调任何理论都应该建立在直接自明的基础之上（《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并认为相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普遍的可理解性是一个正确的理论的最基本的标志（《中庸》：“孔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可以说，正是这种相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普遍的可理解性，使得先秦经典中的每一章节往往都是公理性的表述，并且它们在逻辑上也往往都是可以无限展开的。
　　我认为，正因为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人的思想学术方式就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所以正像中国古人非常重视逻辑推理一样，中国古人也都非常强调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而这两者使得中国古人能够远远超越于任何直接具体的经验之上，并使他们最终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者。孟子的下面一段话显然表明了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根本性认识，也显然表明了那种认为中国古人只是一些狭隘的经验主义者的观点，那种认为中国古人的发明创造只是一些经验性的发明创造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孟子说：“如果人们依靠离娄的能够明察秋毫的杰出理性和公输子的能够创造奇迹的精湛技巧，而不依靠一种离娄和公输子所依靠的用以达到他们的杰出理性和精湛技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本身，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成功地绘制出一个完美的圆形；如果人们依靠伟大的音乐家师旷所具有的非凡的听觉能力，而不依靠师旷所依靠的用以创作其完美纯正的音乐艺术的基本定律本身，那么人们就不能确保自己所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符合完美纯正的艺术规范；如果人们依靠尧舜的道德与正义的政治理念，而不依靠尧舜所依靠的建立在道德与正义的原则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本身，那么人们就不可能使整个世界获得平等而和谐的秩序。如果现在有一个具有仁爱的心灵和仁爱的美名、然而那些在他的统治之下的人民却一点也没有享受到他的仁爱的心灵和仁爱的美名所带来的的实际好处、因而他也不可能成为后来的人们所模仿效法的榜样的统治者，那么这一定是由于他没有在政治制度这样一种普遍的和根本性的层次上推行先王们所推行的政治主张的结果。……当离娄和公输子这样的圣人竭尽自己的视力并发现了构成事物的外部形态的基本形式，他们便立即着手了对于构成事物的外部形态的普遍法则的探讨，并制作了人们可以用之以绘制出最标准的圆形与最标准的直线的工具，而这些工具的实际效用又是人们所不可穷尽的；当师旷这样的圣人竭尽自己的听力并发现了构成音乐艺术的外部形态的基本形式，他们便立即着手对于构成音乐艺术的外部形态的普遍法则的探讨，并发现了人们可以用之以创作出一切的符合完美纯正的艺术规范的音乐作品的基本定律，而这些基本定律的实际效用又是人们所不可穷尽的；当尧舜这样的圣人竭尽自己心灵和思想的力量而发现了构成人类社会的外部存在的基本形式，他们便立即着手对于构成人类社会的外部存在形态的普遍法则的探讨，并从而创建了一种不只为每一个特殊的个人所认可的普遍正义的政治制度，从而使宇宙的仁爱精神覆盖了整个人类世界（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第七卷离娄上)。”

　　[六]
　　我认为，正因为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人的思想学术方式就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所以中国古人并不把一切现成的理论观点视为当然的知识和真理，以至于他们即使在教学之中也提倡辩论和反驳，而下面孔子所说的那段话就是证明。
　　孔子说：“在颜渊来到我身边并向我求学的最初的那些日子里，纵使我对颜渊从早讲到晚，他也决不会说一句不同意或反对我的观点的话，他的这种表现最初使人看起来仿佛他是一个只会倾听而不会思考的傻瓜。但是，当我从我所占的教师的位置上退下来，并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暗自审视他独自在与同学们的交往中的表现时，我发现，他也有足够的能力启动自己的思维机制并进行令人满意的思考，——这位名叫颜渊的人确实不是什么傻瓜（《论语》：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从孔子的这段话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孔子看来，甚至在当时的一切老师和一切学生看来，不反驳老师的观点，不提出和老师不一样的见解，不和老师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就有被视为傻子的危险。可见那时的教学是在老师与学生的辩论中进行的，也只有在这种教学方式之中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教学所追求的教学相长的目的。
　　不难理解，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之中，教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传播活动，而且也是一种知识的批判与知识的创造活动。可以说，正是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夏、商、周三代能够不断地实现它们的“日日新，又日新”国家目标。
　　不难理解，在那种完全忽视学生的逻辑思辩能力的培养而把一切现成的知识视为真理的终结形式的灌输式、填鸭式、喂养动物式的教学方式之中，人类的知识不是在不断地新生，而是在不断地腐化，这种教学方式所导致的也只能是文明的倒退，而不是文明的更新进步。

　　[七]
　　总之，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需要广泛的理论探索、审慎的逻辑思考、明晰的逻辑分析和严格诚实的实验或实践。此外，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还要求任何理论学说都应该是可以通过任何人的独立的理论探索而能够被领会的，任何知识都应该是可以通过任何人的独立的追问而能够被理解的，任何思想都应该是可以通过任何人的独立思考而能够被获得的，任何道德、政治、法律的实践主张都应该是可以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取得预期效果的。最后，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还要求人们能够通过这种思想学术方式而获得以一知百、以十知千的逻辑推理与逻辑思辩的能力。因此如果人们真正掌握了这种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那么通常的人能够知一，自己就能够知百，通常的人能够知十，自己就能够知千。所以，只要掌握了这种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一个纵使是天生愚蠢的人也会因此而变成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一个纵使是天生的智力上的弱者也会因此而变成一个智力上的强者。这层意思也就是《中庸》所表达的意思：“博学之，审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不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行，行之不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不难理解，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知识巨人的思想学术方式。

　　[八]
　　我认为，只有真正理解了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孔子的思想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思想，才能真正理解我们古代远远走在世界前列的科学技术成就，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古老文字、语言的充分完善性以及我们的古代经典的无与伦比的思想学术价值。
　　我认为，只有真正理解了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自汉代以来我们整个民族深深陷入的思想危机、知识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的真正原因④：为了秦始皇建立的那种不仅完全没有传统支撑而且直接反传统的专制主义的统治需要，汉代以来的官方学者对于中国古老文字、语言和经典的歪曲颠倒的解释。
　　我认为，只有真正理解了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我们才能真正认识长期在整个华人世界里存在的思想危机、学术危机、教育危机之中的根本性危机——创造力的危机——的症结之所在：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华人世界都还没有从汉代以来确立的那种唯权威是从、唯书本是从、唯理论是从的中世纪的思想学术方式之中摆脱出来。
　　我认为，只有真正理解了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我们才会真正开始对于汉代以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学术方式以及它所依附的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的全面深入的反思和判断，而李约瑟先生所称的弥漫在整个华人世界的思想方式、学术方式、教育方式和道德、政治、法律、经济生活之中的全部中世纪现象才会开始消失。
　　我认为，正像西方文化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已经证明了的那样，我们只有真正理解了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思想学术方式，我们才能在发现一个伟大的科学的中国古代的同时，创造一个伟大的科学的中国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