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发现中的经典靶点：GPCR/离子通道/酶/转运体/核受体

引言

做药这行做久了会发现：不管技术手段怎么迭代，从高通量筛选到AI辅助设计，从PROTAC到分子胶，最终落到分子层面，药物还是要和某一类蛋白结合。

而这些蛋白里，有几类"老面孔"反复出现 —— G蛋白偶联受体（GPCR）、离子通道、酶、转运体、核受体。

它们被称为"经典靶点"，不是因为古老，而是因为经过几十年验证，确实是药物干预人体生理过程最有效的切入点。

我在文献里泡了一段时间，想把这几类靶点对新药研发的意义梳理清楚。下面是我的一些整理和思考，分享给同行。

01 GPCR：药物靶点里的"常青树"

G蛋白偶联受体（GPCR）是人类基因组中最大的膜蛋白家族，约有1000个基因编码，标志性的七次跨膜螺旋结构。

图1 GPCR结构与信号传导示意图

说它是药物发现史上最重要的靶点家族，一点都不夸张——截至目前，已有516种已批准药物靶向121个GPCR，占所有FDA批准药物的36%左右。

为什么GPCR这么"好打"？

首先是可及性。GPCR位于细胞膜表面，配体结合口袋朝向外或跨膜区，小分子不需要穿透细胞膜就能发挥作用，这对药物化学来说友好得多。

其次是功能多样性。从感光、嗅觉到激素调节、神经传递，GPCR几乎参与所有生理过程，意味着几乎任何治疗领域都能找到相关的GPCR靶点。

但真正让GPCR药物研发在近几年重新焕发活力的，是对信号偏向性的深入理解。

传统观点认为，一个受体要么被激活要么被抑制。现在我们知道，不同配体可以稳定受体的不同构象，从而选择性激活G蛋白通路或β-arrestin通路，产生不同的生理效应。

最典型的例子是μ-阿片受体：G蛋白偏向型激动剂（如oliceridine/TRV130）在保留镇痛效果的同时，显著降低了β-arrestin介导的呼吸抑制和便秘副作用。

实验方法上的几点体会

做GPCR功能筛选，cAMP测定是最常用的下游读数。Cisbio的HTRF cAMP试剂盒、PerkinElmer的LANCE、Promega的GloSensor各有优劣。

我个人在Gs偶联受体上用HTRF比较多，均相、免洗、通量高。Gi偶联的受体需要注意用Forskolin刺激来放大信号窗口。

如果要做偏向性分析，BRET（生物发光共振能量转移）测β-arrestin招募几乎是标配。NanoLuc互补系统（NanoBiT）的信噪比比传统RLuc8更好。

不过要提醒一点：偏向性因子（ΔΔlog(τ/KA)）的计算对实验体系很敏感，不同实验室之间的数据可比性有限，引用文献里的bias数值时要谨慎。

当前的挑战

快速耐受性是慢性治疗场景下的老问题。

我们课题组在血管紧张素II 1型受体（AT1）上的研究发现，耐受性主要由配体的解离速率（k_off）决定，而非传统认为的β-arrestin脱敏 —— 高停留时间的配体即使受体内吞后仍保持活性，从内体持续发出信号。

这提示我们，开发细胞可渗透的胞内拮抗剂可能是一条新思路。

另外，别构调节剂和双靶点/双激动剂是当前的热点。GLP-1R/GIPR双激动剂（如tirzepatide）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条路线的临床价值。

02 离子通道：从"难成药"到新金矿

离子通道是镶嵌在细胞膜上的"离子隧道"，控制钠、钾、钙、氯等离子的跨膜流动，直接决定可兴奋细胞的电活动。

图2 电压门控离子通道与膜片钳记录

长期以来，离子通道被认为是"难成药"靶点 —— 亚型同源性高、构象状态复杂、筛选通量低。但近几年情况在改变。

为什么离子通道值得投入？

最直接的答案是临床需求。

以疼痛为例，阿片类药物的成瘾危机让整个行业都在寻找非阿片类镇痛方案。Nav1.7是外周感觉神经元上特异性表达的钠通道，遗传学证据表明其功能缺失突变导致先天性无痛症，而功能获得突变导致红斑肢痛症 —— 这是教科书级别的靶点验证。

Vertex的suzetrigine（VX-548）在2025年初获FDA批准用于急性疼痛，它选择性抑制Nav1.7，在不影响中枢的前提下阻断外周疼痛信号，是离子通道药物研发的里程碑事件。

神经精神领域也在突破。中科院上海药物所高召兵团队2024年在Nature Chemical Biology上报道，药理学抑制Kir4.1钾通道可以产生快速抗抑郁效应，为抑郁症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思路。

KCNT1通道的选择性抑制剂则在耐药性癫痫模型中显示出潜力。

筛选技术的进步是关键变量

离子通道研究的金标准一直是膜片钳，但手工膜片钳通量极低，一个熟练技术员一天也就测几十个化合物。

自动化膜片钳的出现改变了这个局面：

· 中通量平台：Sophion QPatch、Nanion Patchliner，单次可测16-48个细胞，适合机制研究和先导化合物优化。

· 高通量平台：Nanion SyncroPatch 384/768、Molecular Devices IonWorks Barracuda，可实现384孔并行记录，日筛选量可达上万化合物。

Genentech团队用SyncroPatch 768PE开发的Nav1.7高通量测定，与手工膜片钳的IC50相关性R>0.9，10000个化合物的初筛成功率超过70%。

hERG安全性筛选更是几乎所有药企的标配，自动化膜片钳已经替代了大部分手工操作。

对于配体门控通道（如ASIC1a），通过优化加药时序来最小化脱敏对数据的影响，已经在多个APC平台上建立了标准化方案。

新方向：抗体和计算设计

离子通道的胞外表位让抗体药物成为可能。

清华大学团队开发的Nav1.7双表位交联抗体，通过在通道内同时结合两个不同表位实现了超强的抑制效力，在疼痛模型中效果显著。

计算方面，深度学习和扩散模型使得基于结构的蛋白结合剂设计成为可能，可以靶向电压门控离子通道的孔道区、电压感受区以及与辅助亚基的界面。

03 酶：从活性位点到降解剂

酶是药物靶点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其中激酶又是最成功的子类。

图3 激酶作用机制与抑制剂类型对比

人类激酶组约有560个蛋白激酶，截至2024年，全球已有超过120种小分子激酶抑制剂获批，其中近70种获FDA批准用于癌症治疗。

激酶抑制剂的演化

第一代激酶抑制剂几乎都是ATP竞争性的，结合在高度保守的ATP结合口袋。

这带来了两个老问题：选择性和耐药性。ATP口袋在激酶间保守性高，脱靶抑制往往是毒性来源；而肿瘤细胞通过靶点突变（如EGFR T790M、C797S）快速产生耐药。

行业的应对策略在过去几年逐渐清晰：

1. 共价抑制剂：在可逆结合骨架上引入亲电基团，与靶点半胱氨酸形成共价键。奥希替尼、伊布替尼是成功案例。但永久修饰蛋白带来的安全性顾虑催生了可逆共价抑制剂（RCKI），目前已有3个进入临床。

2. 底物位点抑制剂：不结合ATP口袋，而是靶向激酶与底物的相互作用界面，选择性更高且不易产生ATP口袋突变耐药。噬菌体展示和多肽稳定化技术让这条路线越来越可行。

3. 激酶降解剂（PROTAC）：不抑制活性，而是把激酶"标记"后通过蛋白酶体降解。对某些"不可成药"激酶和耐药突变特别有效。

其他重要酶类

除了激酶，几类酶在特定治疗领域至关重要：

· 蛋白酶：病毒蛋白酶是抗病毒药物的核心靶点，新冠3CL蛋白酶抑制剂（Paxlovid）是最近的成功案例

· 环氧合酶（COX）：阿司匹林就是共价抑制COX-1的经典案例，从1899年用到现在

· 蛋白酶体：硼替佐米通过共价修饰催化苏氨酸残基，是多发性骨髓瘤的基石药物

实验方法

激酶活性测定的通用方案是ADP-Glo（Promega），原理是激酶反应产生ADP，通过两步法将ADP转化为ATP后用荧光素酶检测。

优点是通用——几乎所有激酶都能用，不需要针对每个激酶定制底物肽。选择性谱筛选时，ADP-Glo配合自动化工作站可以一次跑上百个激酶。

对于共价抑制剂，通过改变抑制剂预孵育时间和ATP浓度，可以快速区分可逆和不可逆结合成分，这个方案在STAR Protocols上有详细报道。

HTRF激酶测定（Cisbio）则适合需要检测磷酸化产物的场景，抗体特异性好但每个靶点都要配对抗体，成本较高。

仍待开发的"暗物质"

激酶组中约30%的成员仍缺乏高质量的化学探针。

做靶点验证时，用经过严格验证的探针比自己随便找一个化合物靠谱得多 —— Chemical Probes Portal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源。

04 转运体：被低估的靶点和"ADME守门人"

转运体是药物研发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它既是治疗靶点，又是药物disposition的决定因素。

图4 SLC摄取转运体与ABC外排转运体

两大超家族

· ABC转运体（ATP结合盒）：利用ATP水解能量主动外排底物，包括P-gp（ABCB1）、BCRP（ABCG2）等，是血脑屏障和肠道屏障的"守门员"，也是多药耐药的元凶

· SLC转运体（溶质载体）：人类有455个成员，分66个家族，介导营养物、神经递质、离子和药物的摄取转运，是当前靶点开发的重点

作为治疗靶点的成功案例

SGLT2抑制剂（"列净"类）是转运体作为药物靶点的最佳证明。

从最初的糖尿病用药，到后来证实的心衰和慢性肾病获益，SGLT2抑制剂已经改变了多个治疗领域的临床实践。达格列净、恩格列净的销售额都在数十亿美元级别。

其他已验证的转运体靶点包括：

· NTCP（钠-牛磺胆酸共转运多肽）：乙肝/丁肝病毒进入肝细胞的受体，myrcludex B通过抑制NTCP治疗慢性乙肝

· ASBT（顶端钠依赖性胆汁酸转运体）：odevixibat和maralixibat用于Alagille综合征和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

· URAT1（尿酸转运体1）：丙磺舒、苯溴马隆通过抑制URAT1促进尿酸排泄，治疗痛风

作为ADME决定因素

几乎所有药物研发项目都需要评估转运体相互作用。

FDA和EMA的指导原则明确要求对P-gp、BCRP、OAT1/3、OATP1B1/1B3、OCT2等关键转运体进行体外抑制和底物评估。

一个常被忽视的点：转运体的基因多态性是精准用药的重要依据。比如SLCO1B1 c.521T>C导致他汀类肌病风险增加。做临床方案设计时，转运体基因型有时比代谢酶基因型影响更大。

技术挑战

转运体研究的难点在于膜蛋白的结构生物学和功能测定的复杂性。

SLC转运体的底物谱广、转运机制多样（同向转运、逆向转运、易化扩散），单一测定方法往往不够。

好消息是cryo-EM在过去几年解析了大量转运体结构，AlphaFold等AI模型也提供了高质量的结构预测，为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奠定了基础。

"靶点类别再利用"策略也很有启发性——在不同转运体家族间迁移已知配体的化学骨架，为"不可成药"转运体提供先导化合物。

05 核受体：转录调控的"开关"

核受体（NR）是配体激活的转录因子超家族，人类有48个成员。

图5 核受体配体激活与基因转录调控

与前面四类靶点不同，核受体位于细胞内（胞质或细胞核），配体需要穿透细胞膜才能发挥作用。

但它们的优势在于：一个分子可以调控一整套基因表达程序，适合代谢性疾病这种需要系统性调节的适应症。

已验证的靶点和药物

· PPARγ：吡格列酮、罗格列酮用于2型糖尿病，是胰岛素增敏剂的代表

· PPARα：非诺贝特用于高甘油三酯血症

· FXR（法尼醇X受体）：奥贝胆酸用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

· THR-β（甲状腺激素受体β）：resmetirom在2023年获批用于MASH（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是该领域的重大突破

· 雌激素受体（ER）：他莫昔芬、氟维司群是ER阳性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基石

· 雄激素受体（AR）：恩扎卢胺、阿比特龙用于前列腺癌

当前的研发热点

选择性核受体调节剂（SNRMs）是核心思路。

以雌激素受体为例，传统的SERMs（如他莫昔芬）在乳腺是拮抗剂、在骨骼是激动剂，但在子宫内膜有激动活性导致致癌风险。

新一代的选择性雌激素受体降解剂（SERDs），如口服PROTAC分子vepdegestrant（ARV-471），通过降解ER蛋白来克服内分泌耐药，在ER阳性乳腺癌中显示出良好的临床前和早期临床数据。

双靶点/泛NR激动剂也在探索中。PPARα/γ/δ泛激动剂理论上可以同时改善血脂、血糖和胰岛素敏感性，但安全性是主要顾虑。FXR/LXR双激动剂则试图在肝病治疗中同时调节胆汁酸和胆固醇代谢。

实验方法

核受体药物筛选的标准方法是GAL4杂合报告基因测定：

将核受体的配体结合域（LBD）与酵母GAL4的DNA结合域融合，共转染GAL4响应元件驱动的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这样可以在排除内源受体干扰的情况下，特异性评估化合物对目标NR的激活或抑制活性。

一个值得参考的优化方案是两步验证：先做体外荧光素酶干扰实验排除化合物本身对酶活的影响，再做细胞内的报告基因测定，有效降低假阳性率。

Promega的双荧光素酶报告系统（Dual-Luciferase）是最常用的检测平台，用海肾荧光素酶做内参校正转染效率。

对于组成型活性较强的受体（如CAR、RORγ），需要注意基础活性的归一化处理。

挑战

核受体药物的主要挑战是组织特异性和长期安全性。

PPARγ激动剂的体重增加和水肿副作用、雌激素治疗的癌症风险，都与核受体在不同组织中的广泛表达有关。

组织选择性递送、亚型选择性配体、以及基因表达谱指导的精准用药，是当前的解决方向。

写在最后

把这五类靶点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些共性：

1. 结构生物学是基础：cryo-EM分辨率的提升和AlphaFold的出现，让所有这些靶点的结构可及性都大幅提高，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不再是GPCR和激酶的专利。

2. 超越"活性位点"：别构调节、偏向性信号、共价结合、靶向降解——新的作用机制不断拓展可成药空间。

3. 筛选技术决定效率：自动化膜片钳、均相测定、DNA编码化合物库（DECL）等技术进步，直接降低了靶点开发的门槛。

4. "老靶点"仍有新机会：即使是研究最充分的GPCR和激酶，仍有大量亚型和信号通路等待开发。

经典靶点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们经过了时间和临床的双重验证。对我们做药的人来说，理解这些靶点的生物学逻辑、掌握对应的实验方法、关注机制层面的新发现，比追逐每一个"新颖靶点"更有价值。

技术前沿 | LiP-MS：无假设的药物靶点研究新工具

前面讨论的五类经典靶点，每一类都有各自成熟的功能筛选方法 —— cAMP测定、膜片钳、激酶活性分析、报告基因系统。但这些方法有一个共同前提：你已经知道靶点是什么。

当面对一个表型明确但靶点未知的小分子，或者需要系统评估药物的脱靶效应时，传统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

有限蛋白酶解 - 质谱技术（LiP-MS, Limited Proteolysis-Mass Spectrometry）提供了一种无假设的解决方案。原理：在接近生理的条件下，用广谱蛋白酶对蛋白质组进行有限酶解。药物与蛋白结合后，会改变靶蛋白的构象和溶剂可及性，导致特定肽段的酶解模式发生变化。通过定量质谱比较加药与对照组的肽段丰度差异，就能在整个蛋白质组范围内锁定药物的直接结合靶点，甚至定位到具体的结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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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MS —— 药物靶点研究3大场景轻松破局

药物靶点筛选：在体外生理条件下，寻找小分子药物可能的作用靶点，适合表型筛选后的靶点去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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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正在做靶点去卷积、脱靶分析或结合位点鉴定，不妨了解一下LiP-MS服务。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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